原告上海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诉称，被告在朋友婚礼上结识了原告公司的司仪(即原告委托代理人W)，便想让原告承办其婚庆仪式。在制定合同条款时，原告告知过被告即便没有请原告办婚礼，原告仍要支付相应的筹办费用，该笔费用要由被告承担。但被告对此不认可，并按自己的意思拟定了合同条款。再说婚庆按风俗是不能讲违约的。故双方签订《婚庆服务协议书》，约定原告为被告2013年12月8日举行的婚礼提供服务，总价18，000元，原告当日预付定金2，000元。签约后原告完成了试妆，勘测场地，策划婚礼布置方案和仪式方案等服务。律师

在双方最后确认细节时，被告对原告工作均表示满意。当时司仪W走出办公室和被告母亲打了个招呼，因为头发两边有些白发，为了在婚礼时能长出些黑发，W将两边头发剃掉了，但发型从第一次见到被告到此时都没变。结果被告母亲对W的发型不满意，走后又打电话和客服纠缠不休说发型的事，W有些不开心就和客服说“不要解释了，留什么发型是我的自由”。被告母亲在电话里说她听到了这句话，当晚被告就提出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2，000元定金，并拒绝再与原告沟通。虽然最终没有为被告提供服务，但原告方面为筹备被告婚礼定好了鲜花及服务团队。

因为婚庆行业的特殊性，被告在婚礼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违约，原告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承揽到其他业务，故原告依然按约定支付了鲜花费5，000元，摄影师1，500元，摄像师3，500元，化妆师1,000元，司仪3,000元，搭建人员1，200元，道具运输费350元。因被告母亲的无理要求，导致原告受到上述损失，故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除定金以外，被告再赔偿原告违约损失16,000元。律师

被告叶某辩称，双方的合同实质上是委托合同，被告有权行使任意解除权。合同解除的责任也不在被告方，是因为双方在进行最后一次确认时，被告方对司仪发型提出质疑，司仪在电话中大吼，在此后的交涉中态度消极，导致双方无法继续合作。在双方拟定合同条款时，已约定过定金2，000元。原告从未和被告说过预先花了哪些费用，也没说过如合同不履行，这些费用也要被告承担。在双方终止合同时，婚庆方案仍未最终确定，离被告的婚礼也尚有一个月时间，原告作为专业的婚庆服务企业，完全有能力作出安排减少、避免损失。故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，被告不予认可。现对于被告已经支付的定金2，000元，不再要求原告退还，不同意原告的诉请。

原告提供了购买鲜花发票及劳务费结算凭证等，证明其实际支出的费用。被告表示双方在2013年11月13日才对一些花色作出约定，原告这么早订购鲜花，金额又如此巨大，不合常理。劳务费结算凭证真实性亦无法判断，故均不予认可。原告表示，当日确认的只是装饰花车和迎宾背景前两大花柱的花色，其他鲜花需要预付钱款给昆明花市，早已订购。律师

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。本案中，原告作为婚庆服务企业，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，对于婚庆服务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应有预判和准备。在双方订立的婚庆服务协议中，除2，000元定金外，对于该份合同如未实际履行产生的责任问题，未作出其他约定。对于原告主张其已经支出的费用，在双方往来电子邮件中，原告表示过，2000元定金是为保留司仪及四大金刚团队的档期，在被告不要求返还定金，原告亦未实际提供服务的情况下，要求被告在定金之外再支付钱款，缺乏依据。

原告提交的鲜花费用发票无法反映出与本案的关联性，至于搭建人员劳务费，道具运输费，因原告未实际承办被告的婚礼，被告并未接受上述服务，且原告作为婚庆服务企业，完全可以通过妥善安排，善加利用这些鲜花和劳力，要求被告承担亦无依据。综上，原告的诉讼请求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难以支持。依据《民法通则》第五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驳回原告上海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。（2014）青刑初字第686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