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告浙江H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称：原告向被告提供袜子等商品。开票共计1,020，224.88元，被告付款共计677，562.01元，催讨余款未着，故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342，662.87元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律师

被告上海浦东S生活购物有限公司辩称：不同意原告诉请。认可增值税发票金额1,020，224.88元，已付款应为732，689.24元，双方存在票外退货60，394.79元，此外被告还有权收取各类扣款222，838.34元，剩余货款共计4，302.51元。

经审理，查明如下事实：双方间有长期业务合作关系。双方于2004年签订《商品购销合同》，并订立《供应商应付费用协议书》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袜类商品，双方就订货、结算、返利、退货等作出了约定。此后，双方持续交易，并逐年续订合同。双方签订末份《商品购销合同》。原告开票共计1,020，224.88元。双方现因货款结算产生纠纷。

根据双方间的《商品购销合同》约定，原告系供应商，被告系超市，双方系基于长期合作经销关系缔结合同，除约定了供应商向超市供应商品以及超市支付货款外，还约定超市提供服务、收取费用及返利等，上述约定内容除符合买卖合同特征外，实际上还反映出交易双方具有共同经营、共担风险、共负盈亏的特点，符合合同型联营法律关系的特征。律师

原告在本案中仅主张开票部分的货物余款，此系原告的诉讼权利，可予准许。本案所涉的开票金额，由双方当事人当庭予以调整、确认，予以认定。

被告主张，涉案时段内付款金额共计732，689.24元，原告对其中三笔付款，共计28，321.10元不认可，被告未能补证，对该三笔付款不予采信。对原告无异议的付款704，368.14元。

被告主张，双方交易往来中发生了票外退货60，394.79元，并为此提供了退货单。原告对退货单上签收人员的身份提出异议，否认签收人员系自己单位员工或得到了己方授权。被告未能就签收人员身份进一步补证，对被告此一主张不予采信。

原告拒绝支付返利，理由有二：一是2007年合同及2008年合同中均有“对于适用订单折扣的供应商，其折扣直接在发票中扣除”这一条款，原告认为该条款能够普遍适用于约定月扣、年扣的“折扣”条款，故相关折扣返利已在开票前扣除；二是2009年合同附件《供应商接受服务确认书》确定，2008年度及以往历年费用的金额一栏已被划去，说明2009年之前所有返利均已清帐。律师

综上，原告应按约支付历年月扣与年扣。结合双方合同约定的月返利比例，以及历年含税交易金额，原告应支付历年月返利共计141，989.50元，该款可自原告应收货款中扣除。至于年返利，双方约定了收取的条件，亦即年含税交易额必须达到一定金额，才能收取年返利。被告主张的时段是2005年至2012年，但未能举证证明2005年、2006年、2008年至2010年的年返利收取条件已经成就，对上述时段内的年返利不予支持。2007年的年返利收取未设定起算下限，故原告应支付该年度年返利1，204.03元。2011年及2012年的年返利收取条件系年含税交易额超过10,000元，根据现有发票，该条件已经成就，故原告应支付2011年及2012年年返利共计649.38元。上述年返利共计1，853.41元可自原告应收货款中扣除。律师

2、服务费用。服务类费用的收取与超市提供的促销服务或劳务有直接关系，超市为商品再销售提供促销服务或劳务，据此向供应商收取相应费用，符合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，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故合同中的相应条款应属有效。本案中，被告主张扣除促销广告费、直邮服务费、单店促销费、节假日促销费、整体促销费等。原告抗辩称，被告应就已提供了相应推广服务进行举证，并否认收到被告的服务费发票。被告未能对于自己已提供相应促销服务、原告已经接受相应发票一节提供证据加以佐证，故对被告此一扣款主张不予采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被告还主张扣除信息服务费，该款的扣除比例是“每年”，而非“每店每年”，说明该款即便应当支付，原告也只需每年支付一笔，无需就各门店重复支付。被告已在其他法院诉讼中全额主张了该款，并得到一审支持。律师

综上，原告开票1,020，224.88元与被告付款704，368.14元间存在差额315，856.74元，扣除后的余额为172，013.83元，被告应即付原告。综上，依据《合同法》第八条、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上海浦东S生活购物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H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货款172，013.83元。（2014）浦民二(商)初字第291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