详细研究近50起冤错案件的专家认为，在刑侦程序中普遍存在的瑕疵本可以是冤错案件纠正的契机，但在目前的司法结构下，纠错往往源于极其偶然的因素。

7月10日，王书金涉嫌强奸杀人案二审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开庭。中午12点33分，审判长宣布休庭，称将择期宣判。持续6年的王书金案即将走向终点，也预示着聂树斌案迎来又一次申诉契机。

自从2005年“真凶”王书金自认其罪至今，河北省高院或是最高法院仍未正式受理聂树斌案的再审申请。7月10日庭审最后，王书金陈述请求法庭认定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系他所为。但检方仍坚持认为王书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。

7月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，要坚持依法纠正错案，发现一起、查实一起、纠正一起。本报记者发现，最高法院上一次召开刑事冤错案件座谈会，是在佘祥林、聂树斌等案集中曝光的2005年。

7月2日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也举办了一次聂树斌案研讨会。参会学者认为，聂树斌案应当启动再审。除了关注个体案件外，学者从各自定性研究的数十起案件中，就保证刑事侦查程序正义，冤错案纠错原因和法院申诉审查工作等方面总结出微妙的成功几率。

“虚假供述”和“刑讯逼供”

“聂案当时的定案证据事实上只有口供，所谓的指认现场，也有可能把被告人打服以后再去指认。没有物证，在今天肯定是要留有余地的。”在7月2日的研讨会上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说。律师

“很显然这是疑罪从有的原则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付立庆说。

“单从王书金的供述看，不能认定他就是聂案真凶，但不能认定王书金为真凶，并不能与聂树斌案不能纠正划等号。”7月2日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在研讨会上说。

“王书金的供述与聂树斌的供述出现了矛盾，按照刑诉法242条规定，当证据出现矛盾时，就可以提起再审。”李奋飞说。事实上，有大量的冤错案件，都可以在刑侦程序和证据方面找到重审的依据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曾对50起死刑冤案进行统计分析，发现有47起案件中被告人做了虚假供述。其中有4起被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存在刑讯逼供，还有84%的案件可能存在刑讯逼供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永生也曾对20起死刑冤案进行分析，他发现，在20起冤案中，有多达19起案件存在刑讯逼供，只有1起案件，即河南张海生强奸案不存在刑讯逼供。在张海生案中，被害人在侦查人员的诱导下，错误指认张海生就是犯罪人，有了这一直接证据，侦查人员觉得没有必要刑讯。

陈永生发现，在其他案件中，侦查人员都进行了刑讯逼供，并且手段极为残酷。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原民警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案中，侦查人员对杜培武进行了长达31个昼夜的刑讯逼供。第一次讯问连续11天11夜，其间只在第4天让杜培武休息了三四个小时。第二次询问则持续了20个昼夜，杜培武最终供认自己杀人。佘祥林案中，侦查人员对被告人进行了10天11夜的刑讯，刑讯的手段包括不让睡觉、毒打、呛水、蹲马步等。

这些死刑冤案还往往忽视辩护人意见。浙江叔侄杀人冤案中，辩护律师已指出，被害人指甲内提取的DNA，与张高平叔侄不符，但仍未被法官采纳。“一个法官做了十年以后，会基本上认为，到他这里的被告人几乎没有好人。这个偏见会影响法官的判断。”李奋飞说。

“死刑冤案的出现与中国特有的司法体制有关，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计划说，“人们常说‘公安定案，检察照办，法院宣判’，事实上导致了公安侦查取代了法院审判。”

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魏晓娜说，“现实中侦查环节如果出了问题，就不要指望在以后的程序中予以纠正，这说明我们的诉讼结构出了问题。很多国家的诉讼过程，要切断侦查对审判的影响，以避免法官先入为主，保障独立审判。但我国刑诉法修改，恢复了全卷移送机制之后，实际上把侦查结论和审判又捆绑在了一起。”

魏晓娜认为，影响司法独立的还包括诉讼中的潜结构。“比如如果出现检察院不起诉案件，对公安的绩效考核、升迁，甚至福利将造成影响，如果法院出了无罪判决，对检察员的考核也是否定性的。”

纠错的极偶然因素

因此，在现实案例中，“纠错”往往源于极偶然的因素。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永生统计分析的20起死刑冤案中，包括2005年，最高检察院两次通知和最高法院座谈会通报的案件，他发现这些冤案被纠正的理由，百分之百是因为真凶出现或是被害人复活。

同时，这些案件没有一起是司法系统主动发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或发现新的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而主动纠正的。

死刑冤案成为社会焦点，出现于2005年。在这一年，多达近10起死刑冤案被媒体曝光，其中即包括聂树斌案这一“疑案”。司法机关也多次就冤错案件编发材料进行系统内学习。

但“从已公布案例看，”被害人回来的案件都纠正了，真凶出现的案件也并没有都纠正。“李奋飞也说。

按照法律规定，启动一起生效刑事案件的再审，可以由检察院提起抗诉，也可以直接由法院再审，而法院既可主动发现问题启动再审，也可在接受被告人申诉后启动。

中国全国人大亦可就某一案件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，启动再审。但这一程序几乎没有使用过。但是，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吁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本报记者了解，众多存疑生效案件的再审，往往是全国人大代表联名致信各级法院的结果。这也使得每年全国“两会”时，全国人大代表成为被吁求、追逐的对象。

从2005年王书金自称聂案真凶开始，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就开始了每月到河北省高级法院申诉的行程，但至今，除了最高法院转给河北省高院一封关于其申诉吁求的公函外，其再审申请从未获许可。

“信访而非诉讼”

但是与会专家也认为，让河北省高院自我否定是其中的难点之一。“在以往，被告人往往向终审法院高一级的法院申请再审，以保障独立性。但刑诉法修改后，现实中大多要求向终审法院提起再审，理由是终审法院‘更了解案情’”，一名司法界人士告诉记者。因此，终审法院可能面临“自我否定”，或者“否定前任”的尴尬局面。

付立庆希望，“有时候检察院需要自我否定的勇气，不能为了谋求公检法的配合，放弃自身审批监督的职责。”

在我国，“被告人的申诉更多地是被法院看做是信访工作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诉讼的一部分。”一名司法界人士告诉记者。

而对申诉的审查工作完全是法院单方面的行为，司法人员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，处理申诉的随意性很大。“具体负责启动再审的是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。”上述人士称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晓娜介绍，除了司法系统，英国对已定罪的刑事错案，还专门设立了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，独立进行审查。这是一个直接隶属于议会的独立机构，专门负责对刑事生效判决是否公正进行审查，并决定是否提交上诉法院处理。该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年就接受了至少3000件上诉案件，以后每年都接收1500件左右的上诉案件。

与此类似的还有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。并且，议会监察专员的监督活动并不限于对申诉的被动调查，监察专员也可以主动地寻找线索。

在李奋飞看来，“正义的实现，不以真相的发现为前提。让当事人和民众触摸到正义，比触摸到真相更重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