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告人C在其开设的位于闵行区七宝老街王家场的“四号店”内，采用言语威胁或指使V、B(均已判刑)等人采用暴力殴打等方法，多次强迫被害人N(女，2000年2月14日生，小名“巧儿”)等人从事卖淫活动并从中非法牟利，直至被害人等借机逃离。

被告人C被公安机关抓获。被告人C辩称，其不知道N是未成年人，也不知她卖淫，没有强迫她卖淫。

被告人C的辩护人提出，被告人C主观上没有与其他同案犯沟通、合谋，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强迫行为，仅打了电话，且电话内容不详，故不构成强迫卖淫罪，应当以容留卖淫罪定罪量刑。

被害人N的陈述证实，老乡“飞机”在四川绵阳称带其到上海玩，后让B先带着其与梁某、“可可”四人到上海。当天晚上，“M”来接到宾馆后，唐打了其两个耳光，很凶地说“到了上海，一切都要听我的”，并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，当着其面又跟梁某发生了关系，后把其和梁某带到B房间，叫其三个女孩子把衣服脱光跟B分别发生了关系。

在去上海之前，其并不认识B、“M”，在见面的第一天晚上跟他们发生性关系，都是被逼的。之后B、“M”强迫其三人在泗泾、诸翟、七宝等处的发廊从事卖淫活动。在七宝店卖淫时，老板娘威胁其如果不肯接客，就打电话给“M”，让他过来教训其。其在店内卖淫时，老板娘每单拿50元，但每天老板娘只给其100元，就是第一单生意的钱，其余的都分给B、“M”。律师

有一次，因其在发廊里不愿意接客，老板娘就打了电话把“M”叫来，当时唐和熊就到了发廊门口，把其叫出去，责问其为什么不接客，其就跟他们吵起来，“M”就用脚蹬其腰部，把其踹倒在地上，当时老板娘在店里看到了其被打。有时其不愿意接客，“M”和“蒙的”、“飞机”也会把其带到九亭的出租房拳打脚踢，直到其听话为止。老板、老板娘和“M”不允许其有手机，有一次其偷偷买了一部手机被老板娘发现，就把M、“蒙的”、“飞机”叫来，把其臭骂一顿，手机也被没收，还威胁其再买手机将其打死。

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，其系闵行区富强街王家场5号的房东，将房屋租给“杨老板”开按摩店，店里有三个小姑娘，其不清楚里面是否有卖淫行为。

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，其老婆C开的发廊店名叫“四号店”。其不太去店里，有时身边没钱了，就去发廓向C要点儿钱。

被告人C的辩解和辨认笔录证实，其在闵行区富强街王家场5号开设按摩店，一个小青年带着“巧儿”来应聘，“巧儿”大概18岁，后来“巧儿”又带来了“冬瓜”，按摩店是洗脚和正规按摩的，每月底薪3000元，她们比较懒，经常不愿意工作，其打电话是让她们的男朋友把她们接走，不要她们在其店里做。有时候她们的男朋友没钱了，会到店里拿小姑娘的收入，也会经常打小姑娘，具体为何，其也不清楚。后来有一天，“巧儿”没跟其打招呼就离开了。除去上班时间，她俩去哪里其都不会问，其没有让她们卖淫。

被告人C为牟取非法利益，伙同他人采用暴力、胁迫等手段，多次强迫未成年人卖淫，其行为已构成强迫卖淫罪，且属共同犯罪，应予从重处罚。被告人C有关不知店内卖淫的辩解与查证的事实及在案的证据不符，不予采信。

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，评判如下：

被告人C的行为构成强迫卖淫罪。同案犯V供认C因N不愿卖淫，遂打电话让其带林的“男友”去和林“沟通”。同案犯B供认其在七宝发廊门口看到因林不想去上班而被V踹了一脚的事实。被害人N的陈述证实，因其不愿接客，老板娘恐吓其，又打电话叫V等来店，对其斥责，后被唐踹了其腰部，C当时也看到其被打的事实。被告人C在公安侦查阶段供认，林等人的“男朋友”会经常打她们的事实。

在案证人证言、同案犯及被告人C的供述均相互印证，证实了被告人C明知同案犯V等人对被害人N有殴打、暴力管控的行为，在发现N不愿卖淫时，仍打电话给V、并任由N遭到殴打，具有共同的犯意，且林被迫在其店内卖淫持续时间长达几个月的事实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强迫卖淫是指以暴力、胁迫、虐待或者其他手段，迫使他人卖淫的行为，容留卖淫是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和条件。综观本案，被告人C违背被害人N意志，借助同案犯对被害人的控制力，对林实施挟持，在主观上具有强迫卖淫的直接故意、在客观上实施了授意他人对被害人威逼、胁迫的行为，完全符合强迫卖淫罪的构成要件，而并非仅提供卖淫场所，故对辩护人的相关意见，不予采纳。

被告人C明知N系未成年人。本案被害人N案发时年仅14周岁。被告人C供述其自己有一个2003年出生的女儿，比被害人仅年小3岁。另，C曾在公安侦查阶段供述，其觉得林的年龄约是18岁。结合C的年龄、阅历以及其亲自招聘N等情况，其应当明知N系未成年人，故对被告人C的该辩解，不予采信。

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，依照《刑法》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C犯强迫卖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四万元。（2017）沪0112刑初2198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