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先生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，成年后左腿有些微瘸，所以在找对象方面有一定的困难。本来父母还想给他介绍一位郊区的女子，但现在郊区也富裕了，不少地方还动拆迁，比市区的棚户区和鸽子笼，都要阔绰许多。律师

眼看着儿子年岁一岁一岁大起来，父母俩不由得急坏了。于是到处托人给儿子介绍对象，由于梅先生人比较忠厚老实，长相也不错，所以附近菜场上的小老板们都愿意帮他父母这个忙。其中有一位卖菜的阿姨称，自己有以为远方表姑生的女儿，现在年龄也不小了，上一次在当地婚配没有成功，已经单身很久了，目前也已经二十八了。

这么一说，他的母亲认为很合适，小伙和姑娘加了微信，聊了两个月后，女子来到了上海，双方见面后，相互之间都很满意，一来二往，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为了能让儿子和将来的媳妇有地方居住，老两口拿出了所有的积蓄，在上海的郊区购置了一套小房子，用于自己居住，而市区的两室户让给儿子当作婚房。

到了两亲家见面的时刻，对方对毛脚女婿很是满意，但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他们称根据当地的习俗，男方家娶媳妇的，要拿出一笔巨款作为彩礼。女方接受彩礼后，才可以婚嫁。这让梅先生的父母傻了眼，为了能让儿子结婚，他们已经将所有的积蓄拿来买郊区的住房，身上不但没有一分余款，连儿子结婚摆喜酒，都需要向亲朋好友借款。

后来两位老人只能东奔西走向亲朋借款，终于筹齐了十万元，但女方的父亲受到这笔钱后，哼了一声，说自己的女儿不贱卖，比如要拿出三十万元的彩礼才可。梅先生听说后非常气愤，提出不结婚了，但对方也没有将十万元彩礼归还给他父母。为了追讨自己父母转账出去的彩礼，梅先生来到律师事务所，法律咨询了沈洁律师。

沈律师告诉梅先生彩礼的传统功能在明清时期衰落，男女双方在订婚过程中必须交付一定的彩礼，婚姻才能被当时的礼法所认可。当时的判例指出，男女订婚，写立婚书，依礼聘娶......婚约必备此要件之一，始能为有效成立，苟无一具备，虽已成婚，于法律上仍不生婚姻之效。进入现代社会以后，没有人会把彩礼当做认定婚姻是否合法的标志，特别是在上海，男女双方结婚，很少有人强制向男方索要彩礼的。

彩礼的作用是是补偿女方家庭经济损失的对价。婚姻是两个家庭的联合，目的是合两姓之好，在成婚后，女性就到男性家生活，男方家中香火得以延续，针对婚姻关系造成的利益失衡，彩礼可以充当男家获取女性劳动力的对价。但现在社会，双方的原生家庭处于相互对等的地位，女方父母不会遭受失去劳动力的损失，男方父母无权通过支配新婚夫妇的劳动力而获益，彩礼更是一种习俗。《民法典》第1042条规定“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”。

在中国农村，女方对彩礼的要价越来越高，对于男方而言婚姻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在明清时代，如果女方违反婚约后，男方如果不愿与女方成婚，有权要求女方双倍返还彩礼；反之，男方自身违反婚约，就无权要求女方返还彩礼。当然有些地方仍然保留这通过彩礼惩罚违反婚约行为的婚俗习惯。就是本案女方父亲提出的，是男方不愿意成婚，故而彩礼不退。男方提出解除婚约的，女方可以不返还所收彩礼。但是《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二）》第10条和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（一）》第5条明确规定，彩礼返还不考虑违反婚约行为，彩礼的惩罚功能已然不具有正当性。

在现代社会中，男女婚后组成的新生家庭，虽然摆脱了父母的束缚，但也可能失去稳定的生活来源。新婚男女组建新生家庭意味着要独立面对生活，为此父母需要提前把财产传递给结婚的子女。新房和彩礼构成了新婚夫妻的财产。聘礼和嫁妆是双方父母提供新家庭的物质基础，女方在婚姻中借婚姻索要彩礼的，在中国的农村并不少见。新娘父母也会为了女儿的利益，把彩礼转换成嫁妆，让女儿用于婚后生活。或者有儿子的，这些费用中的一部分将留给儿子娶媳妇用。通过人财交换，来换取婚姻。

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》对婚约采取了不禁止也不保护的原则，对彩礼也是如此。彩礼本不属于女方，返还彩礼属于物归原主，女方并未遭受实质的财产损失。否则男方在给付彩礼后，发现双方并不适合结婚，会迫于彩礼不能返还的压力，不敢解除婚约，只能坐等女方解除婚约，或者步入一场不情愿的婚姻，彩礼就可能成为禁锢两人婚姻自由的枷锁。

《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二）》和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(一）》把彩礼认定为附结婚条件的民事赠与，在彩礼的功能转变为资助新生家庭的共同生活之后，可以改变彩礼和婚姻的依附关系，消除婚姻商品化的印记，允许女方把彩礼用于非婚同居期间的共同生活，在解除同居关系后无需返还彩礼。不过如果女方父母把彩礼据为己有，在重男轻女观念比较浓厚的家庭中，有些女方父母考虑到儿子结婚时的彩礼负担，就把女儿结婚所获彩礼移作儿子结婚时的彩礼。

彩礼返还则是赠与合同解除后的不当得利返还，另一种观点认为彩礼是具有特殊目的的赠与合同，男女双方不可能事先对解除赠与关系的条件进行约定。在彩礼返还纠纷发生后，特殊目的的赠与关系更加符合真实的生活场景。在诉讼主体上不局限于男女本人，还包括双方的父母。除非女方父母能够证明女方婚前在经济上和自己分开，而且没有把彩礼挪作他用，否则女方父母也应当承担连带返还的责任。

当然男方赠送给女方的一些财物，是不能认定为彩礼的，比如梅先生父母到女方家中和对方家长会面时，携带了一些烟酒、补品和衣服，这些价值较小的物品和男方父母请客招待的费用，是正常的礼尚往来，排除在彩礼之外。还有梅先生在恋爱期间送给对方的一枚铂金女戒，一条彩金项链，为对方购买的手机、衣服等，都是属于普通的开销，如果是结婚用的钻戒、金手镯等物品是需要返还的。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2004年制定的《婚约返还彩礼纠纷案件裁判规范指导意见》规定，“婚约的礼物和礼金价值在人民币2000元以下的，一般不予返还”；“具有纪念意义的戒指、项链和手链等特定物，双方当事人能确定其性质、样式、规格、数量和价值的，应当返还”。

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中指出，法官应“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、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，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”。男方仅能请求女方返还用于共同生活后的剩余彩礼，在司法实践中，彩礼数额、有无举行结婚仪式、是否办理结婚登记、共同生活时间长短、日常生活水平、是否生育、流产等多种因素，酌情确定返还彩礼的比例，甚至不予返还。河北省法院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彩礼返还惯例：在发生彩礼返还纠纷时，双方共同生活一年内，返还70%，两年内返还30%到40%，三年则不予返还。目前来看，梅先生没有和对方结婚登记，也没有共同生活，所以他父母给付的彩礼都是可以被返还的。

如果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，那么婚前购买的嫁妆、衣物，预定婚礼，流产医药费、护理费等，都是可以扣除的。在当事人赠与彩礼之时，双方均对未来共同生活抱有合理期待，只有在一方违反婚约或者解除既有的共同生活时，导致赠与目的无法实现的，解除条件才能成就，男方自此时有权请求返还彩礼。《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二）》和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（一）》例外规定“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”，给付人可以在离婚后请求返还彩礼。律师

目前梅先生的案件已经在当地法院起诉，并且进行了开庭，在开庭后的调解中，法官提出女方家返还八万元，两万元就不要归还了。但梅先生没有同意，坚决要求对方返还所有的彩礼。后来宣判后，法院支持了梅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，目前该案在等待生效中，沈律师想，作为女方，应该不会上诉。但梅先生和女友的关系算是完了，希望他能尽快找到合适的对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