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撤销委托的要求作正面回复。汽车服务公司在电话中先承认车辆尚未出售，后又改口称车辆已出售。为此，S向110报警寻求解决，未果。现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依法判处汽车服务公司返还标的车辆，撤销交易委托；若审判时车辆已被汽车服务公司转卖，要求参照杭州市限牌后首次车牌额度拍卖价折价赔偿S损失。律师

汽车服务公司辩称，双方签订协议当日，汽车服务公司即将除办证风险押金外的全部车款14，900元支付给了S。随后，汽车服务公司即将S委托出售的车辆出售给了其商户案外人S，双方还签订了“二手机动车收购委托书”，S也向汽车服务公司支付了车款、押金及服务费等费用。双方的实质性交易全部完成，只因杭州突然宣布限牌，导致当地车管所临时冻结了浙A牌照的过户手续，现车辆已完成过户手续。汽车服务公司认为，本案的成因系S在出售车辆后，杭州牌照突然限牌，导致S变卦，想要取消出售车辆所致。汽车服务公司始终按约履行双方间的协议，无任何违约行为。S的诉请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应予驳回。律师

S提出，双方间于协议中约定的“将二手车处理”，是指车辆应出售给实际使用人。而S只是代理商，并非车辆的实际买受（使用）人，其与汽车服务公司签订的协议对S没有约束力。

依法成立的合同，受法某与汽车服务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S诉称，S委托儿子与汽车服务公司签订“二手机动车出售委托书”，委托汽车服务公司出售S名下浙AR某X比亚迪轿车1辆，价格为17,900元，不含牌照。杭州市政府出台限牌政策。根据双方“若汽车服务公司未将二手车转卖处理，S有权退款后收回车辆”的约定，S为避免损失，于3月26日向汽车服务公司提出撤销委托。律师

然至今，汽车服务公司均未对S律保护。双方签订的“二手机动车出售委托书”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合法有效。双方均应依约履行。而合同的履行应以实现合同目的为宗旨。本案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S委托汽车服务公司出售车辆并获取车款，为实现此目的，在不损害S利益的前提下，汽车服务公司与S就诉争车辆另行签订“二手机动车收购委托书”并无不当。

根据双方间的委托书及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，汽车服务公司于签订合同当日即向S支付了约定的车款，并于次日与S签订了“二手机动车收购委托书”，该行为符合双方所签订“出售委托书”中的“车辆已作处理”的约定。在此情况下，S在杭州地区车辆限牌政策出台后要求撤销委托，显然与双方约定不符。

此外，双方系委托关系，双方于合同中未对购车人作特定的约定，故S提出车辆最终未出售给实际使用人、汽车服务公司与S签订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的主张难以采纳。S之诉请主张无相应法律依据，不予支持。依照《合同法》第四十五条、第三百九十七条、第四百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驳回S的诉讼请求。律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