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告某（中国）销售有限公司诉称：2012年10月9日，被告驾驶轻便摩托车与案外人赵兴龙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赵兴龙受伤，经交警队认定，被告由于无证驾驶无牌车辆，对事故负全部责任。事故发生时，被告在原告上海分公司担任销售工作。事故发生后，赵兴龙向松江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陆某在履行职务时与赵兴龙发生交通事故，应由用人单位即本案原告承担赔偿责任，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后，可依法向陆某进行追偿。该判决生效后，原告向赵兴龙支付了判决书规定的赔偿款146,626.93元。律师

根据法律规定，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，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，但被告拒绝向原告偿付。故原告提起诉讼，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损失146,626.93元。

被告陆某辩称：被告原是原告分公司的员工，负责松江郊区的市场推广，一般每天要跑30到40家销售点，必须使用机动车交通工具，但原告分公司没有配发交通工具，故被告工作时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。事发时被告在去销售点的路上，是在工作时间发生的交通事故，故不同意原告诉请。被告已在原告分公司工作了一年，合同期为二年，事故发生后，被告经原告分公司劝退已离职。律师

经开庭审理查明：被告原系原告分公司的员工，担任销售工作，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。2012年10月9日8时许，被告在去往经销商途中，无证驾驶轻便摩托车与案外人赵兴龙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赵兴龙右胫腓骨骨折。该起交通事故，经交警部门认定，被告陆某违反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十九条第一款“驾驶机动车，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”及第八条“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。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，方可上道路行驶。尚未登记的机动车，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，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。”之规定，以及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认定被告陆某负事故全部责任。律师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陆某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的损失应由单位承担赔偿责任，由于陆某驾驶无牌摩托车，故陆某参照交强险限额内赔付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原告赵兴龙总计损失为152,126.93元，扣除被告陆某已支付的5,500元，余款146,626.93元由本案原告赔偿，被告陆某对上述款项中108,745.1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该判决生效后，原告按判决内容履行了赔偿义务。原告认为，被告作为原告分公司的雇员，在职务行为中因重大过失致人损害，原告作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，有权向被告陆某追偿，遂原告诉诸。律师

原告提供2012年7月至10月被告的工资单，对原告提供的2012年7月至10月被告的工资单，被告虽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，但其陈述的工资金额与单据中的金额基本一致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可予以确认。

根据庭审确认的事实，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，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；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，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，可以向雇员追偿，追偿数额的多少，根据雇员的过错或过失程度适当追偿。本案所涉交通事故，被告主观上不具有主观恶意，但被告无证驾驶，在本起交通事故中具有一定的过错，故原告向被告适当追偿的诉请可予支持，具体追偿多少金额，应考虑如下因素：一、被告无证驾驶不是本起交通事故产生的必然的、唯一的直接原因；二、原告聘请被告从事销售工作，根据该工作性质，理应为被告提供合法的交通工具，交通工具的相关费用应该由公司承担，比如车辆保险，为工作人员在工作途中的交通风险提供保障，从而减轻自己的赔偿压力。原告分公司未为被告提供交通工具，实际减少了自己的企业成本，由此产生的风险仍应由公司承担，不能因公司的不作为而将风险加至员工身上，显属不公平。三、员工的私人物品对公司不需发生任何权利义务关系。原告认为被告因未购买车辆保险，至原告无法在保险限额内予以理赔缺乏法律依据。律师

按原告主张，原告每月支付被告交通费400元，但该款并不是购买车辆保险的费用，所以原告不能享受车辆保险的赔付权利；四、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，月基本工资为2,573元，啤酒销售旺季月平均工资为3,000多元，收入不高，如果被告承担过多的赔偿款，势必会影响被告的正常生活。且事故发生后被告已经离职，虽是自动离职，但不能排除交通事故的因素，其为此亦受到了一定的处分等；综合上述各种因素，酌定原告可以向被告追偿2万元为宜，扣除被告已支付的5,500元，被告应支付原告14,500元。律师

依照《侵权责任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九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陆某应十日内偿付原告某（中国）销售有限公司财产损失费14,500元。（2014）浦刑初字第3572号